年代剧非“虐”不可？《生逢其时》背后的题材“八股”难题

而该剧的创作逻辑，后来形成一套可复用的叙事范式，后续不少年代家庭剧都会习惯性植入亲人误会、命运错位、人生重大挫折等情节，把“承受苦难”当成推动人物成长的必经之路。

但随着观众结构、媒介环境发生彻底迁移，曾经行之有效的“虐”字诀近年来不断出现水土不服的状况。

网络平台承接了大量的观看、讨论、二次传播，参与评判剧集的，是大批拥有独立现实生活体验的年轻群体，而他们开始区分“命运生活的苦难”和“剧本硬造的磨难”。

二者之间有一道清晰的创作边界，是真正基于时代与现实生存条件下，角色的身不由己？还是抛开人物动机与客观现实，制造冲突强行给角色叠加困境？

比如《渴望》的成功，实则是因为其中填充的素材，充分投射了社会转型时期普通人的无力感，人物所承受的委屈和时代、个人选择深度绑定，在当时的普罗大众中引爆了集体认同。尽管主创们调侃自己是“为虐而虐”，但剧本深厚的文学性做到了苦难服务于人物和时代。

同时近年来，观众也开始进一步形成新的价值表达，即面对苦难倡导共同承担、彼此共情的温情叙事，而对“各扫门前雪”式的叙事逻辑缺乏认同。

《情满四合院》

典型事件就是对《情满四合院》的考古复盘，当一些新生代观众代入何雨柱这个人物，会感到那些市井邻里之间的拉扯、算计，结果就是“傻柱”身边所有人在“占便宜”，而这个不断付出的“老实人”最后却没能“得好报”，甚至部分观众因此指责该剧“三观不正”。

而正面案例就是《小巷人家》，时代的阵痛并没有消失，但创作者没有把制造人物悲剧当成叙事第一抓手，而是把更多叙事空间留给邻里之间的彼此扶持，普通人琐碎日常里的善意与陪伴，同时人物的抉择和情绪变化，始终遵循性格逻辑。

最终这部作品实现台网双向突围，年轻观众主动完成大规模二创传播，打破了“年代剧只有苦情才能出圈”的固有认知，也为当下年代剧的“上网”提供了思路。

一些观点认为，年轻观众已经对苦难叙事不耐受。但事实上，去“虐”求“爽”并不能完全代表当代观众的审美偏好，近两年并不缺乏现实题材的剧集出圈，包括今年的《主角》同样有着主角被“虐”的一面。

根本在于，剧集能否拿出一套自圆其说的逻辑，让所有人物都符合各自的逻辑，让每一次命运转折都有迹可循。苦难应该是时代变迁与个人选择的副产品，不是编剧拿来强行催泪的工具。

“为虐而虐”的解药

理解了当代年轻人如何看年代剧，回过头来看《生逢其时》遭遇的争议，或许会更加清晰。

观众最不理解的是，将女儿齐时从被抛弃边缘拯救回来的霍青莲，曾经不惜一切要让女儿接受平等教育的母亲，却在儿子闯祸入狱之后仿佛变了人，让名校种子不得复读摆地摊，活生生掉到了人生低谷。而这种突兀的人物转变，也被一些评论认为是“从夯到拉”。

“为虐而虐”的背后，是主创能力不足的客观问题。

长篇年代家庭剧集数偏长，需要源源不断的戏剧冲突维持观众黏性；而当剧本对群像塑造、日常叙事打磨不足，缺少来自生活细节的内生矛盾，部分创作者就会选择最低成本的捷径，人为制造灾祸、误会、矛盾，依靠接连不断的人物受挫拉高冲突密度。

这种做法对剧本打磨的要求更低，也确实能够快速制造强情节名场面，甚至能在电视端成为刺激市场的“热闹”。

可代价就是，对逻辑敏感度更高的网络受众，会直接捕捉到人物行为的不合理，共情链条就此断裂，剧集的口碑便会快速滑落。

如今，当年代剧要同时服务两套不同的受众审美，创作端需要尽可能满足两方面的审美。单纯把“虐”当成抓取情绪的工具，无论是堆砌悲情桥段，还是刻意制造苦难冲突，最后只会沦为徒有年代外壳的形式游戏。

当下市场已经证明年代剧存在多元叙事可能性。既有《主角》这种直面命运悲欢的厚重叙事，也有《小巷人家》这种以烟火温情见长的家庭群像，只要是基于正常的人物塑造逻辑，各种路径都能收获市场认可。

而年代剧创作，也不必非在“苦情虐戏”这一棵树上寻找戏剧钩子。

生活内部本身就蕴藏大量冲突，创作团队应该从时代变迁与真实生活里寻找原生的戏剧素材，以此支撑起长篇叙事；而年代剧的力量，终究不在于角色到底承受了多少委屈，而在于透过这些普通人的人生起伏，真正还原出一个时代真实的肌理与人心。